编者按

　　伦敦奥运会落幕以后，关于中国体育转型的思索和探讨仍在继续。本报体育部联手上海体院人文学科的几位教授，邀请沪上其他院校的学者座谈，以“体育沙龙”的形式探究当下我国体育的热点话题。

　　在中国体育体制转型路上，体育与教育结合无疑是重要环节之一。“体育沙龙”第二期就以《谈谈我国的体教结合》为话题。

　　主要嘉宾：孙麒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跃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崔树林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肖焕禹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陈玉忠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

　　特殊时代背景掩盖体教矛盾

　　王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一直走着举国体制的道路。很长一段时间里，竞技体育更多地承载着国家意志和政治任务。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影响力不够，需要一种突破来展示自己，这就是竞技体育。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国家争得荣誉，从亚非拉运动会开始，我们的确通过体育赢得了很多声誉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新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搞体育。1985年，原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在山东召开了“全国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即掖县会议)，首次提出由教育系统在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1990年起，54所学校作为试点，1995年增加至95所，后来发展到200余所。最早，所有专业运动员可直接到高校读书，不用考试。第二阶段开始单考单招，再后才逐渐过渡到降分招生，上二本线。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体育跟教育结合得很自然。因为当时竞技体育主要就是承载国家任务，高等教育有义务来做这个事情，很单纯。在国民意识中，竞技体育也是代表国家利益的特殊群体。所以，各方面矛盾都不突出。

　　随着国家的发展，竞技体育逐渐走上市场化道路。运动员在很多情况下不一定代表国家利益，很多竞技体育的培养模式、在社会上的存在形式也都市场化、社会化。如果运动员再要享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回到高等教育体制里来，那就造成不公平。

　　肖焕禹：

　　当时我们在经济上很落后，只有竞技体育可以快速实现突破，在国际舞台站住脚，所以定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战略。

　　在特殊的体制背景下，我们把一些孩子集中在一起训练，提高运动成绩，忽略了文化教育的问题。短时间内还看不出来，长期就问题显现。我们不能磨灭这个优先战略在竞技体育快速发展上起到的很大作用，但是也要看到，运动员在年轻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时间，竞技体育对人的全面培养是有所忽视的。

　　陈玉忠：

　　体教结合，从性质上看，不单纯是体育或教育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是问题不存在，而是被掩盖，因为与当时的社会体制没有形成突出矛盾。

　　当时，我们需要动员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一部分人专门分离出来，实现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从运动员的选拔、训练、竞赛、就业，一整套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安排。

　　事实证明，这种分离，在竞技体育层面产生的效益没有任何疑义。但市场经济建立后，体制配置完全发生了变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体教结合既然是社会问题，就应该回归到社会中去。解决问题，应从社会切入，教育、体育总体推进，效益上才能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社会价值标准决定培养转型

　　陈玉忠：

　　过去，体育系统把一部分人分离出来，设置一套专门的文化教育体系，包括少体校、青少年体校、体育院校等。从现在来看，这种专门的教育体系效益是低下的。过去没突出反映出来，是因为没涉及到人才就业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和体系，与整个社会已不匹配。过去“授人以鱼”，文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现在这样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市场经济下，只有“授人以渔”才能解决问题。

　　王跃：

　　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后，多种存在形式会更加突显。

　　以前，运动员退役，劳动局下达一张行政指令，分配你哪天去哪里报到，不用自己操心。但现在不行，即便你从一流高校走出来，手拿名校文凭，没有真正的能力也没用，人家还要问你到底能做什么？因为，社会对人才的价值定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核心问题不是文凭，而是社会对人的能力的认定。

　　假如只是解决文凭问题，很好解决，但要真正配得上这张文凭，才能得到社会认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任何一位运动员就读于高等院校，周围人都可以轻松知道他究竟是在教室、在训练，还是在咖啡馆。高等教育培养这名学生，他拿到超一流大学的文凭，究竟怎么拿到的，一目了然。本报记者谷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