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相俊

　　前几日，家里大扫除，10岁的大儿子不经意间看到了储藏室角落里竖着的一把用木头和黄布捆绑的东西，便问道：“爸爸，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么旧了还藏在这里？”原来儿子问的是我父亲珍藏了65年的行军床。这张行军床由木、铁、棉毛纤维质组成，土黄色帆布做床面，床面上有2个补丁，木、铁、床架、床脚由6根铁棒支撑，平时可以折叠起来打成捆，使用时拆开。行军床长195厘米，宽80厘米，高50厘米，旁边还保存着当时使用过的一块毛毯。

　　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听父亲说，这张行军床和毛毯是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当时还是将军)赠送给我父亲的。这些物件从1955年开始就在家中存放，小时候父亲给我讲革命故事时，就会坐在这张床上，抚摸着它的纹路，慢慢道来这张床的来历，以及他作为我军地下党情报员、历经凶险的革命道路。

　　11岁成为交通员

　　1934年3月7日，父亲陈定存出生在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岙底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45年，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和感染下，11岁的他便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交通站里一名小小交通员，担负站岗放哨，宣传发动，联系传达，在屋外做警戒等工作。交通站初成立时，人员往来处于保密状态。他日夜食宿在站里，怕敌人半夜来偷袭围村，常常睡到半夜就要撤到荆棘林外露宿。父亲积极与各地的交通站保持联系，传达地下党的指示；为过往的人员提供食宿和确保安全；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筹粮筹款，为游击队及地下党提供经费……出色完成了地下交通站工作。经过两年的工作和严格的考验，于1947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情报员。

　　负伤滚落悬崖

　　1947年11月，为新组建的民兵大队运送梭镖和情报，父亲要赶往敌人严密封锁的大门西浪村，他找来两个麻袋把一百五十多个梭镖分别装入，并在上面覆盖遮蔽的东西，把情报藏在最隐蔽的地方，还专门挑来破旧不堪的衣物穿起来，打扮成穷苦挑夫的样子。当日凌晨三点不到，他启程穿村越野，涉河跨崖，眼看就要到达大门西浪村了，突然几个国民党大兵从暗处向他走了过来：“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再不站住开枪了！”他强作镇定加快步伐想迂回而过，国民党兵拉响了枪栓，“砰砰”两声，他感到一阵刺痛，腿部鲜血直流，心想，如果真的暴露了，就把信件吞到肚子里，牺牲自己也不能让信件落到国民党手里。他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向不远处的悬崖跑去，把两麻袋梭镖先推下悬崖，自己向着浓荫遮蔽的地方急速滚了下去……后面赶到的国民党兵没有发现躲在荆棘丛林里的他，以为他掉下悬崖摔死了。遍体鳞伤的父亲很快失去了知觉，直到第二天才苏醒，艰难到达大门西浪村，将梭镖和情报交给了交通站的大队长郑元昆、副队长陈洪来等人。

　　深入虎穴遭严刑拷打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三百名国民党敌军进驻洞头北岙。当时中共三盘区政府设在大门岛，区政府接到急令，要派人去刺探敌情与联络洞头地下党。当时，爷爷在洞头北岙街给施阿才打铁，地下党组织考虑到父亲可以以拿工钱买米为名进入敌区，且年龄较轻不会引起注意；又经过多年的地下交通员磨炼，有胆识有谋略，是最佳人选。

　　1948年12月，父亲深入虎穴，一路上仔细察看敌军的碉堡位置和驻扎情况。在回来的路上不幸被敌军抓获，敌人逼问他来洞头干什么，他说找父亲拿工钱。敌人瞪着眼睛高声喊：“你撒谎，大门是共军的，你怎么来了，不老实。 ”于是七手八脚把他捆起来。“老实招出来，共军要你来干什么？”他依然咬定说是找父亲拿工钱的。坐老虎凳，喝胡椒水，敌人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昏死了过去……

　　爷爷得知消息，向他的老板求情，经多方说情，以其年纪尚小，算是留了条活命。但放他回家不可能，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设施情况，只能留下当兵，手臂上被刻上了“番号0712部队”，从此开始了一段吃不饱、穿不暖，忍辱负重的“潜伏”生活。

　　获“人民功臣”奖章

　　1949年1月，父亲被编入胡宗南部队，在第38军214师里担任政治秘书，为其从事地下党秘密通讯工作提供了方便。在我军同胡宗南部队决战中，他多次冒死收集军事情报，及时传达给我方。因在秦岭和兰州战役中收集情报有功，1950年，父亲被彭德怀授予“人民功臣”奖章和奖状，由地下组织工作者秘密送达。因为担心会被国民党士兵发现，父亲将奖章和奖状一直藏于衣服里，纸质的奖状在战场上被汗水浸湿已毁坏，只有奖章还依旧保存完好。胡宗南部队败后，父亲被迫跟随部队一起退回台湾岛。

　　被自己人俘虏

　　1953年，父亲被调到大陈岛，编入反共救国军，其间，他一直为我党承担秘密情报通讯工作。后来他所属部队被调到一江山岛。此岛屿总共驻扎900余名官兵，军事设施较好，武器装备精良，粮食、弹药库存充足，驻岛司令王生明在一次报告中说“一江山，铁角江山”。1954年，解放军以强大的火力开始登陆，岛上通讯设施全部炸坏。父亲躲在战壕里，手脚多处受伤，他拼命向防空洞里爬去。解放军登陆后，宣传优待俘虏，父亲从防空洞中爬出来，向自己人投降，所谓的铁角江山几个小时全军覆没，900多名敌军只剩下200多名轻重伤员，父亲侥幸活了下来。

　　获赠将军行军床

　　在一江山战役期间，父亲扫射国民党士兵帮助解放军顺利攻岛一事，被解放军某连长知道后汇报给了上级，并传到了张爱萍将军的耳中。1955年，张爱萍将军把父亲叫入他的营中，在详细了解父亲这些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后，将军拿出了自己的行军床和毛毯送给父亲。那张床是将军一直随身携带的，从长征中的娄山关、攻克遵义城、坚守老鸦山等战斗到1944收复苏北大片失地、渡江战役再到解放一江山岛，这张床见证了将军的光辉革命岁月。他把这张行军床赠予父亲，表示对父亲事迹的认可。这张饱经风霜的行军床和毛毯，凝结着老一辈纯真而崇高的友谊，又承载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伟大精神。

　　英雄终获认定

　　父亲被俘后，并没有成功澄清自己的地下党情报员身份。他被当作国民党士兵，在医院待了18天后到杭州政治学习7个月，最后给了路费回到了家乡。他曾赴大门区政府反映过地下党经历，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迫于生计参加刚成立的打铁合作社。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父亲始终没有等到他期盼的地下党情报员身份认定，并且由于他在国民党军中的经历而受到不公正对待，被错划成“右派”，被戴上反党帽子，开除回乡，管制劳动。后来下海捕鱼，又因为这段经历不发渔民证，不准捕鱼。

　　1979年，洞〔79〕117号文件给他洗清案情，予以平反。1989年，父亲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身份认定，洞头县政府办公室抄告单(1989)04号确认他为中共地下情报员身份。

　　每每想起那段岁月，父亲总是闪着泪花。虽然一开始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认定，但张爱萍将军留给他的行军床、毛毯、手榴弹他还一直珍藏着，时间久了，床面破了，他还会小心翼翼一针一针地缝补好。除此以外，从军时的冲锋号、行军床、毛毯、挡风镜、军鞋等等他都一一打包好存在家里。点点滴滴，勾起革命时期先辈们上刀山赴火海的记忆。虽然我没有真实经历过，但从父亲的话语中、眼神中我感受到了。我也会把这段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以致敬甘于奉献的中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