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海霞

　　我叫米花。

　　在我小的时候，我妈把我送到爷爷家待着。爷爷盖了三间五层的房子，做着旅社的营生，和别的旅社一样，大门外立一牌子，写着住宿请进，门内就是旅客登记处，左面墙上嵌一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上每天播放录像片的片名，右边就是登记处了，设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电视，爷爷就斜靠在床上，被子枕头垫在身后，双脚翘在桌沿，悠闲地看电视。

　　爷爷家里有许许多多的小人书，每逢星期天，我就把小人书整理好，放在一大一小圆圆的匾里，摆放在旅社的前门，一个小书摊就开市了。

　　爷爷从值班室里屋搬出几把小板凳，我呢就坐在摊子后面捧着一个空火柴盒子当小老板啦，街上的小伙伴们过来，看一本一分钱，当然交情好的话，一分钱可以拿两本薄一点的看。

　　每个星期天书摊赚到的硬币可以塞爆我的小火柴盒，爷爷就用竹子做了个储蓄筒，拿根小钉子，钉在爷爷奶奶床后头的马桶边，当我把硬币从一条小缝隙间塞到竹筒里，听到一声声脆响，就觉得自己相当有钱。

　　竹筒塞满，我就把硬币往奶奶两个铁壳印花热水瓶里放，再使劲按下软木塞，嘿嘿，这样谁也找不到我的硬币啦，于是又开心地期待下一个星期天能赚得更多。

　　爷爷家门口是个热闹的集市，道路两旁的小摊小贩一路迤逦，小小年纪的我就怂恿爷爷，咱们再摆个茶水摊吧？

　　爷爷在阁楼寻了个小方桌，再把奶奶待客奉茶的玻璃杯取来，满上茶水，盖上小方片玻璃，一杯可以卖两分钱，后来我的小火柴盒子就派不上用场，爷爷做个小铁盒子给我放硬币，外面还加把锁。

　　记得那时，光顾茶水摊的客人大都是开着拖拉机的和建筑公司搬运钢筋水泥的叔叔阿公们，有时候扔过五分硬币也不找零，摸下我的脑门就离开。我呢，杯子也不用清洗，拿着杯子直接在锅里再舀一杯，盖上四四方方的玻璃片，挪一下小屁股，坐得端端正正的，继续等人拿硬币和我换茶水。

　　租书、卖茶水这两项只是副业，我的主业是爷爷旅社的“店小二”。

　　现在还能想起那时的房价，单人房才12元，双人房18元，三人房15元，每天船班一到，涌进来的房客中，总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外岛的老师、乡镇政府的办事员、外地过来行医卖药的、供销员、跑单帮的。有些熟客，来了就唤我为小老板，我笑笑不答，之后就站在爷爷身边帮忙寄存房客的贵重物品，爷爷戴上老花镜，左手接过身份证，右手拿笔登记，要是遇到字迹模糊或是字体繁杂的，就把笔递过来，我最喜欢背身份证号码，于是就屁颠屁颠领了命，然后收押金，给钥匙，再拧大电视音量，让爷爷继续躺得更舒服些看电视。

　　有些个房客比较有趣，明明是刚换上的被单，硬说脏的，然后就在房客的眼皮子底下，再换一套；有些则很随和，明明是脏的，我懒得换就把床单反过来铺，竟也乐呵呵地说很好，舒服多了。

　　这种好房客遇见的少。

　　每天一楼五楼的上下飞跑着送开水，左右手各两瓶，有时候清早去收空瓶子，会拎到一大瓶分量不轻的黄色液体，想不起来是哪个房间的房客起夜留下的，于是就恼了，一天都心情不好。

　　一年当中，四季交替的，客房多，床铺也不少。夏天被单，端午毯子，中秋三斤被，立冬五斤被，及至寒冬腊月的八斤被加毯子垫子，就是我一个小小女孩子在一楼与五楼的几十个房间中忙碌奔波换洗。

　　常常在无名指上套着铜顶针，跪在堆满被套、棉被与里子的地上，顺着一条条呈长方形的被子周围缝合，累了就四脚朝天躺在上百条的被子中间小憩，有时候就睡着了，冷不丁睁开眼看看还有很多活没干，捏一下被铜顶针勒得肿胀的无名指，穿好针线，挣扎着爬起来继续缝合被子。

　　每次见我辛苦劳累的样子，奶奶就唤我：心肝。不过素来奶奶对周围人很好，但对我却相当严厉，在她身边非常累的，都那么久远的事了，现在想起，还是能忆起那时吃得不好，睡得也不好。幸亏有爷爷护着，心痛之余，悄悄对我说：“米花，累了休息一下，来，陪爷爷看一会电视，动画很好看呐。”能和爷爷一起靠在值班室的床上看我喜欢的节目，是我最期待的，顿时忘了疲劳，顺手开了临街的窗门，翘起脚丫支在窗栏上晃荡，手握遥控器像点射一样对着电视一通猛按，乏味了，就瞧瞧窗外，窗外隔一条公路就临街了，也没啥景致，不外乎人流与车流。

　　有时瞧见临街的土产公司门市部外聚满了摆地摊的人，间或有铁桶当当声响起，寻思鸡毛、牙膏换糖的来了，凑个热闹也奔去挤在人堆里，哎呀，是个蓬头垢面、上身花布衣，下着黑色百褶裙，赤着大脚的女子，细瞧，是疯子“花针”。原来她又当街被人戏耍了，横背喷水壶，侧敲扫把，敲出的当当声、杂沓蹦跳的大赤脚，和着她的歌声：“哆来咪，咪来哆，洪先生磨擒叩……咪来哆来咪，聪明洪先生……”我后几句听不太懂，到现在也还不懂唱得什么，但也附和着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这即兴表演的、瞎起哄的，总会稍歇的，那就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像我这样的小人儿，只有开溜。

　　急急回家，又有事做，提溜着个油桶去菜油店，顺着镇政府门口的青石砖路溜过去，偶尔还能瞧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在街边缓行，一年四季就见她跨着竹篮，篮里是各色粗糙的毛线，架着针四根，用食指钩起毛线，织一针，再钩一下毛线，再一针，毛线不见凌乱，而看的人则自个就心烦起来。后来，稍留意一下，也不见她织出什么来，却照样很认真地织着，像是随意地在街上走东家串西家的小媳妇般，惹人惦记着。

　　我就这样在街上闲逛着，等时候差不多了，才提着半油桶的菜油回家。奶奶训斥：“米花啊，小女孩家家乱走，小心被人拐卖掉。”我不理会她，管自己走开。

　　夜深，很乏力，贴近灶台，手里的刀有一下没一下地剁着萝卜干，剁满整整一托盘，过油炒，搁案板上，饿了抓一把当夜宵吃；然后刷干净海带，卷起，切成丝，倒点猪肠油炒豆芽，这两样是清晨旅社食堂售卖的保留菜。记得食堂有位雇来的帮工，名唤千银，想来她肯定有个姐姐叫千金，千银年龄与我相仿，眼珠子鼓突，肤色晦暗，每月还不到领工钱的日子，千银父亲就惦记上了，在门口等着，一角都不留，有时连下个月的也预支走。千银人极黑瘦饭量却大，与我一起睡在灶间，凌晨三点，我打开煤炉，下米，开始煮大锅粥，煮好第一锅，排好暖瓶三两个，拿个酒漏，把粥一勺一勺舀进瓶里，这是自己家人的早餐，锅里再兑些开水，卖给旅社的客人。千银就躺在我身旁，见她闭着眼睛，很熟络地伸手到托盘里，一把一把塞嘴里嚼，萝卜干下腹，腹胀难受，眼眶湿湿的，在折叠小床上翻来覆去，小床本就承受不住两个蜷缩着的女孩，甫一动，中段塌地，两头翘起，这样躺着，她竟然感觉肠胃好受些，我也困如死去一般，头脚朝天，屁股坐地，呼呼睡去，六点醒转开张卖粥，一碗五毛钱。

　　这样整天无聊地忙活着，奶奶是一副严厉的样子，爷爷管得也不松，他当着我的面，吹胡子瞪眼地冲邻家小伙伴们训话：“我家米花是创草的，你们是放牛的，不是一路人，不要来找米花玩！”这样一来，小伙伴们都不跟我好了。

　　我捏着每天挣的几毛钱，在五楼的阳台上，抬头看丝瓜的花在风中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下，花格外醒目。